专家建议对跨境资本征收托宾税
编辑：孙雷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点击进入：法律咨询热线
专家建议对跨境资本征收托宾税
继10日发布5月份PPI数据之后，国家统计局6月12日发布了5月份CPI同比增长7.7%的数据，但前5个月累计CPI涨幅仍在8%以上，中国的通胀压力仍然非常之大。
沉重的通胀压力面前，中国政府不断收紧货币政策。6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正是以此为******，引发了中国股市近期连续大幅下跌。6月13日，沪深两市再度收跌。截至收盘，沪指跌3%报2868点，尾盘沪指在沉重抛压下再创近15个月新低。这已是沪指连续8个交易日收阴。
宏调政策怎样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政府提出了“继续实施稳健财政政策和从紧货币政策”的举措。如今，微妙复杂的经济形势面前，在确认从紧货币政策的同时，财政政策有何作为？
“针对宏观经济主要矛盾所呈现的结构性、局部性特征，应积极拓展财政政策的作为空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陈新平博士对本报记者说。
在陈新平看来，一方面，财政需要采取措施以对冲紧缩性货币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还需要采取措施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转型做好铺垫工作。
他建议，短期来看，有必要对中小企业适度减税、增加对中低收入家庭补贴、对跨境资本征收“托宾税”。
货币政策的中国式困局
沉重的通胀压力面前，中国政府不断收紧货币政策。6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再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
事实上，从2007年年初开始，中国政府便开始了持续的货币收紧政策。中央银行曾6次上调存贷款利率，15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出手频率之高，力度之大可谓空前。然而，时至今日，困扰经济运行的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等问题并未随之得到根本解决。
如此强力紧缩的货币政策面前，现实效果为何不如人意？
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陈新平博士看来，在“新兴”加“转轨”的市场体制特征下，中国还缺乏高效操作货币工具的政策环境，货币政策在对市场主体行为进行调控时，遇到种种制度制约因素在所难免。这些制约因素表现在诸多方面：
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造成外贸盈余逐年增加，一方面需要中央银行不断向市场投放人民币以吸收过多外汇供给，另一方面，为了控制物价，又需要紧缩银根，货币政策陷入了“一手软，一手硬”的矛盾境地。
价格扭曲、企业成本外化问题严重，市场对中央银行加息敏感度不高。价格体系尚未完全理顺的结果，致使很多企业可以通过成本转嫁的方式，消除从紧货币政策给其带来的不利影响，继而获得较高投资收益。
对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压力，货币政策作用不大。
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逐渐提高，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作用日渐式微。同时，地区行业差异带来的经济发展不一致现象，造成货币政策实施总量调控的市场基础薄弱。
此外，地方政府强大的游说压力，通胀的外部输入性特征，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等等，都超出了货币政策的作用边界，成为货币政策的盲区。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也坦陈，货币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不断生成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而主要是为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创造平稳的货币金融环境”。
财政政策可拓展作为空间
有鉴于此，陈新平建言，“针对宏观经济主要矛盾所呈现的结构性、局部性特征，应积极拓展财政政策的作为空间。”
他认为，当前形势下需要更多挖掘财政政策的潜力，一方面，财政需要采取措施以对冲紧缩性货币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还需要采取措施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转型做好铺垫工作。
陈新平提出，短期来看，有必要通过对中小企业适度减税、增加对中低收入家庭补贴、对跨境资本征收“托宾税”的方式，以对冲或因“一刀切”的货币政策对市场主体带来的“误伤”，或因其他因素给经济稳定发展带来的冲击。
陈新平解释说，之所以提出对中小企业适当减税，一者可以减轻包括利率在内的要素价格上涨带来的经营压力；二者可以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方式来增加企业员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增加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可以对冲资源价、税改革的影响，从而在加快资源税改革步伐以及资源定价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同时，减轻低收入家庭在经济转型期的“阵痛”。
对跨境资本征收“托宾税”(详见注释)，目的是为了阻止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近几年来，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的国际热钱，据估计有数千亿美元之巨，由于其投机性，给中国金融市场，乃至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为此，陈新平建议，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征收托宾税，以提高国际资本的套利成本，为中国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预留足够的空间。
在开征托宾税时，可以确定每日交易的最低税率，实施从价征收，交易频率越小，则承担的税收成本越低，否则，就需要承担越高的税收成本。
与此同时，陈新平还提出了财税政策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协调发展而采取的一系列相应的对策建议，其中包括：
进一步梳理出口退税政策，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增加政府支出，建立扩大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创新财政支农模式，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引导地方政府关注民生问题等。
陈新平强调，上述举措由于带有纠偏作用，如藉提高居民收入提振内需；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保持贸易平衡；完善分税制改革，抑制地方投资冲动等，同时，又都是实现经济转型的必要前提，所以，其效果可能需要在一个更长时间内才会显现出来。
在他看来，货币政策是在物价上涨与经济稳定之间求得平衡，而财政政策是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求得平衡。虽然财政政策是从结构着手解决问题，但其最终目的也是要达到总量的均衡。“所以，要解决当前宏观经济遇到的难题，从更长远角度看，财政政策更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