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修改释放积极信号 重新配置公权私权
编辑：陈秀军 来源：人民日报 点击进入：法律咨询热线
尽管尚在审议中，但草案中对公权与私权的重新“配置”调整，强化了个体权利保障的价值理念备受关注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首次提请审议，这是这一重要法律自1979年制定以来的第二次“大修”，增加和修改的条文占现有条文总数的三成以上。
一部调整国家追诉犯罪的程序基本法，之所以引起人们强烈关注，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对国家权力的调整配置，更关系到公民个体权利的保障。在现代国家，刑事诉讼法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关照程度，往往成为衡量人权保障水平和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回顾我国刑诉法发展历程，不难看到这样一条脉络：从单纯注重打击犯罪向兼顾人权保障方向演变。在1979年我国制定刑事诉讼法之初，立法价值取向偏重于维护国家追诉权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的个体权利保护较少。1996年刑诉法修改，突出对被告人权利的关怀，确立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对随后的刑事执法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近年来公民权利意识增强，此次刑诉法修改理应比以往更加注重个体权利。
尽管修正案草案还在讨论审议中，不过，从目前透露的一些内容看，修订者们倾向于在保障个体权利方面能更进一步。例如，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扩容”；设定危险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将决定权从政府手里转交到法院手里，显现出立法在寻求社会防卫的同时，更加注重精神病人的人权保障。这些以被追诉对象为归依的“权利安顿”，彰显了现代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价值理念，也更加符合法治发展潮流。
在国家追诉犯罪的相对关系中，对被追诉人一方权利的强化，就意味着对刑事执法机关权力的限制，如何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目标间寻求均衡，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
此次刑诉法大修，核心问题也是国家追诉犯罪过程中公权与私权的配置，其中有的内容显现出立法对二者的协调。比如，规定近亲属拒绝出庭作证权，但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仍保留有接受调查询问的义务；再如，草案允许国家反腐败部门使用监听窃听等技术侦查手段，增加的是公权比重。此消彼长之间，折射出的乃是立法价值多元化的追求。
不过从整体上看，刑诉法修改在公权与私权的配置上，继续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前行。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上的地位在所有法律中十分重要，如果这些人权保障的条款能够获得通过，必将给未来中国刑事诉讼格局带来深刻变化，对刑事执法模式带来深远影响。
尽管目前还难以预言草案的审议结果，但无论如何，这些修改思路已经体现出对刑事法治文明的进一步思考与追求，相信也必会在修订后的刑诉法中有所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