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让社会利益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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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与企业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公司法“几个字眼的变动都意味着投资的调整和利润的变化”。据了解，此次修订草案新增40多个条款，大改条款超过80个，删除条款十余个，还有50多处的文字改动而现行公司法内容仅11章230条。
如此大范围的修订，“带来的将是社会利益的大调整”，整个市场屏息以待。
世异时移 变法亦宜
中国的公司法可能是世界上最严厉的公司制度。不止一位企业家如此感叹。成立公司时，他们面对的全世界最高的法定最低资本要求；经营范围需经政府批准；股份公司要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一人公司不允许成立(仅允许国有独资公司)。投资时，投资额不能高于净资产的50%；融资时，他们不能发行公司债券(仅允许国有企业发债)；并购时，他们不能以股权置换的方式进行……
这些严厉的限制，烙着鲜明的管制经济印痕，缘由并不难以理解：现行公司法诞生于1993年12月29日—当时中国刚刚开始实行公司制，中国经济刚刚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19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中心环节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经过对承包制不成功的尝试之后，1992年推行股份制成为共识，当年5月，国务院有关部委发布了关于股份制企业的全套政策法规，其中两个“规范意见”，对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作了详尽规定，实际上是后来出台的公司法的雏形。
1993年11月中央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此后，全国掀起了公司化热潮。一个月后，公司法通过，这在当时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公司法应国企改革的需要而生，其中有大量关于国有企业改制的专门条款，给予了国企相当的特殊待遇，也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干预权。如今，许多学者认为，它的实质更接近于一部国有企业改制法。
1993年制定公司法时，中国市场中行政主导的因素大约占70%，10年来的市场化进程使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市场的力量开始占有主导位置。其间，公司法的不合时宜之处渐次显现，直至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
过度的管制抑制了社会投资，压抑了经济活力。更糟的是，如同硬币的另一面，严厉的行政管制必然伴生着公司治理制度的漏洞。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认为，制度供给的不足与过度的管制共同构成公司法的重大缺陷。
现实中出现了大量公司法无法解决的法律问题，其中1990年代初诞生的中国证券市场受害尤深。没有对关联交易的规定，没有代表诉讼、集体诉讼的规定，股东不能诉讼请求解散公司……一系列治理制度的缺失，导致众多涉及股东、公司、经营者之间纠纷的案件，法官找不到受理或判案的依据。
大股东或上市公司在欺诈交易、内幕交易、关联交易中获得巨大好处却得不到惩罚，中小股东遭到巨大损失却得不到赔偿—“世界上最严厉的公司制度”，对公司法的这一描述，于许多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或高管而言，反而成为绝对的反讽。